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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柳永《雨霖铃》研究综述

摘要:《雨霖铃·寒蝉凄切》问世千年以来,评鉴者成果丰硕。进入新世纪,柳永的这篇代表作被多个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选入,使更多的学者加入了对该词的探讨中。

关键词:雨霖铃;柳永;研究;综述

    柳永最负盛名的慢词《雨霖铃》,为宋元时期广泛传诵的“宋金十大曲”之一。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对这一词作进行了研究赏鉴,近20年便有70多篇论文研讨该作(其中有30多篇为中学语文教学类论作)笔者仅就所见,对21世纪以来所讨论的主要文学问题做综述如下。

一、对艺术手法的品鉴

    自新世纪以来,对《雨霖铃》的艺术手法进行分析的文章很多,其中大部分沿袭前辈研究者的套路,大致可以将该词的艺术表现以如下几个方面呈现:

1.意象鲜明,景景含情。

    研究者都引经据典,通过意象的含义、典故等来感叹柳词的用词精妙,抒写离别的愁苦,层层扣进,曲折回环。比如寒蝉:《礼记·月令》有“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曹植《赠白马王彪》云“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长亭:《白孔六帖》:“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相传为李白《菩萨蛮》:“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晏殊《玉楼春》云:“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舟:王昌龄《送魏二》:“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许浑《谢亭送别》:“劳歌一曲解舟行,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等 。另有对“骤雨”、“都门”、“烟波”、“暮霭”、“楚天”、“杨柳岸”、“晓风残月”等意象的分析,此处便不再累述。

2.点缀渲染,意境深邃。

    根据刘熙载在《艺概》的评论:“词有点染,耆卿《雨霖铃》‘念去去’三句,点出离别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三句染之。点染之间,不得有他语相隔,否则警句亦成灰矣。”大部分学者都赞同刘氏的评判。

当代研究者姚玉光 提出了不同见解,他认为文学作品借鉴国画点染笔法:即为“染”是景物的细致刻画;“点”是情感的直接抒发;“点”与“染”的相隔,在创作实践中很常见,未必成死灰。《雨霖铃》的点染之妙,不仅在于“点”后再“染”,更在于“先染后点”。词的上阕经历了“景物—事件—景物”的诉求过程:寒蝉悲鸣,长亭暮临,骤雨初歇,是以离眼为视点的外景描写;帐饮无绪,兰舟催发,无语凝咽,则是事件陈述;“念去去”数语是以想象为视点的虚景畅想。整个上阕句句都在言情,却无一语直接言情,因此词的上半阕都是在“染”。直至“多情自古伤离别”,才在上阕蓄势极足的情况下,点破“离别”的情感内涵,是为“点”。

    在其基础上,尹逊才在《千古匠心谁知?———《雨霖铃·寒蝉凄切》的时空、情景及音响设计赏析》 一文中分析了柳词整体布局:其情景安排极有规律,上片为“景物—事件—景物”,下片为“事件—景物—事件”。就总体来看即为“景物—事件—景物—事件—景物—事件”,柳永设计这首词的情景时,是按照“景—情”相互交错的思路进行的。但是这种安排,不是呆板的,是富于变化的。

3.虚实相映,以实显虚。

    关于这首词,前人一般都以上下两阕为界,认为上阕实写别时的境况与愁绪,下阕虚写别后的处境与惆怅。通过联想,将现实和未来结合起来描绘,拉开时间,拓展空间,从而大大补充了词的容量。从总体上来说,词借助具体而实在的形象,采用“兴”的手法来表现虚的抽象的离怀,以景写情,以实写虚。

姚玉光 将其探究成为“切换时空,三次飞行”,他认为,词的意象可以划分为景物、情感、事件、人物四种类型;时间可以划分为现在、过去、未来三个向度。词的意象如果只在一个向度中展开,称之为一重时空;如果只在两个向度中展开,称之为二重时空;如果在三个向度中展开,称之为三重时空。《雨霖铃》的时空调度和对接是“今—将”结构,它的时空转换颇为复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今—将”进行了三次切换。第一次由现在的景物—事件—人物,用一“念”字切换到别后旅途的千里烟波,沉沉暮霭;第二次,由当前难以承受的清秋离别,切换到今宵酒醒时的凄美景色;第三次承前突然闪回到“此去经年”,又突然顺势推向酒醒时的美景虚设,风情难诉。这三次切换,就是柳永独特的“屯田家法”、“屯田蹊径”。

    除此之外从声律、音乐审美角度研究该词的文献并不多,只有柯迁娣、尹逊才在著文有部分解读,分析了字词的发音方式给词作带来的哀婉音韵。

二、对思想情感的追问

    柳永生于仕宦之家,一心想在仕途上求发展。他满怀信心地去参加科举考试,却接连落第,于是他写了一首《鹤冲天》发牢骚。柳永的叛逆性格和轻鄙态度注定他在仕途上不会得志。失意之后,他纵情于歌妓酒女之间,为她们度曲填词,酒色爱情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尽管如此,他仍没有放弃追求仕途的道路,屡屡参加考试,终于在47岁那年考上了进士,做了一个芝麻小官:屯田员外郎,此后又辗转于地方卑微小职中,为蝇头小利到处奔波,与所爱之人痛苦离别。《雨霖铃》大约作于1 0 34 年, 柳永中进士后离京时告别恋人所作。分析者多讨论词中所传达的伤秋之苦,离情别意和怅然失意。张喜贵 在《人生自是有情痴》中认为柳永把自己个人的别情放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进行理性思考, 是对从古至今生命共有的缺撼进行的最好概括。这些分析有理有据,无可厚非。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张传刚 却认为《雨霖铃》实乃“商业之词,代言之作”,赞同王文娟 关于词人“自言式”的代言体之说。他在文中阐述:“奉旨填词”之说虽有戏谑的成分,但也说明科场失意后柳永的职业就是填词。柳氏与乐工、歌女合作,成立了相当于“柳词工作室”的写作作坊,走上了专业作词的道路,成了我国文学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职业词人。由此,在解读柳永的词作时不能忽略他商业词人的身份,不能将他作品里所表达的感情与他本人的情感混作一谈。

三、对词的发展的影响

    陈华 通过分析《雨霖铃》来看柳永对宋词发展的贡献,他给了柳永三个称号1.变旧声为新声的开拓者

    《雨霖铃》原为唐教坊大曲名, 后用为词牌, 最早见于柳永的词集《乐章集》。据《太真外传》说,明皇(唐玄宗李隆基)迁蜀, 至斜谷口, 时霖雨连绵, 于栈道中闻铃声, 隔山相应。为悼念杨贵妃,遂采其声为《雨霖铃曲》, 以寄托哀怨。《填词名解》也提到:“玄宗幸蜀道, 出剑州梓潼县, 淋雨弥日,栈道中闻铃声, 帝方悼念贵妃, 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时梨园弟子张野狐善筚篥, 因吹之, 遂传于世。”由于    《雨霖铃》讲述的是玄宗与杨贵妃生离死别的故事, 其调又颇哀怨, 加上原调失传, 柳永正好拿这个“旧声”另倚“新声”,重谱新曲,自由发挥,极尽铺陈, 以抒发自己满腔的离愁别恨。

    “雨霖铃”这个词牌,在宋代及后代都并不常用,遍查《全宋词》,仅得五首,其作者分别是柳永、黄裳、李纲、王庭珪和杜龙沙,每人一首。柳永应是最早使用这个词牌的人,并且他本人又精通音律,所以从现存资料看,可以说,《雨霖铃》的基本格律就是由他创制的。

    杜彩恒 在《《雨霖铃》词牌之妙用》一文中也对词牌的运用进行了赏鉴。她认为《雨霖铃》的词牌曲调定下了“大悲哑”的抒情基调,同时界定了词的内容均以“秋”显愁情,符合东方文化的审美传统。作为一首慢词词牌,较之一般小令容量更大,更利于作者抒怀。

2.慢曲长调的身体力行者

    大量创制慢词长调,并解决其写作技巧问题,是柳永对词的一大贡献。柳永首先打破传统令词的写法,以赋为词,铺叙衍展,使长调的艺术特点得以充分展现,《雨霖铃》就是代表之作。《雨霖铃》全词都可谓几经转折,跌宕开阖,将本来就缠绵悱恻的离愁别绪表达得更为回环顿挫、波澜起伏。与长调慢词字数较多、篇幅较长的体制及以赋为主、铺叙衍展的表现手法相一致,谋篇布局也成为柳词艺术特点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柯迁娣 认为在《雨霖铃》中,作者以时间为线索,作为铺叙的依据,从傍晚、夜深写到明朝、今后,从未别、临别写到既别、别后。顺着铺叙的线索,作者刻意安排了层次之间的承接与转换。可谓笔笔不懈,步步紧逼,有收有放,有开有阖,一贯到底。

3.大雅大俗的完美结合者

    这一观点钱少昊 在《以《雨霖铃》为例解读语言性与文学性的构建》一文中较陈华阐述得更为深刻。他认为不同于前朝文人微言大义、言近意远的创作意图, 柳永作为慢词的开拓者, 自觉地意识到为了进一步适应长篇形式的词作, 探索不同于过去短篇小令的创作手法是必要的, 其中重要的手法即是开发出所谓“故事式的叙述”手法。《雨霖铃》中, 正是通过“ 人物— 恋人(执手);情节— 离别(伤离别);环境— 清秋雨霁”来描摹离情别绪的。 

    同时他提到柳永的文风特点是“溺于情”:他写的不是“楚臣去境”,也不是“汉妾辞宫”,没有“荆柯易水”送别的传奇色彩,也没有“苏李河梁”送别的政治情味。柳永所写的, 是市井凡人之间的送别,他把自己和歌妓摆到了平等的位置, 道尽了真感情,充满了俗世的“人情味”。

     四、与外国同题材作品的比较

    欧荣的《同为赠别诗,情境各不同》 、关宁的《别离诗< 告别辞:莫悲伤>与< 雨霖铃>情感差异原因探析》 两文都将《雨霖铃》与《别离辞: 莫伤悲》进行比较鉴析,后文为英国17 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1571-1631)离英赴法时,与妻子临别所做的一首离别诗。两篇文章均从诗人生活的时代背景、两首诗体现的文化价值观和诗人写作手法的差异等角度对这两首诗进行了比较:

1.生长时代背景不同,个人情绪感受相异

    多恩生活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后期和詹姆斯一世时期,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对神学、医学、法学和古典文学无不涉猎。柳永生活在北宋前期宋仁宗统治时期。他出生于世代习儒的仕宦之族,由于自身特有的音乐秉赋,年轻时便才华横溢,成为汴京娱乐圈的领军人物。看似两者出身相似,而实则境遇不同。多恩受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积极乐观情绪影响,虽描写离别,但其基调确是乐观的,对未来充满希望。而柳永宦途失意,加逢离别,诗作就更增黯淡渺茫之感了。

2.迥异的文化价值,不同的感情流露

    两位诗人在这两首爱情诗中表现出的情绪差异体现了中英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一则受宗教影响英国诗人大多相信灵魂永生;二则英格兰民族对航海和探险充满好奇,鲜有“背井离乡”的哀叹。因此多恩认为时间空间的阻隔对灵魂而言毫无意义,应自然超脱地对待离别。而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诗歌中却充斥着人生短暂、命运无常的忧伤情绪。出于对未知感到的恐惧,自然就会产生“多情自古伤离别”的忧伤哀怨。

    不同的爱情观也对诗作情感的基调产生了影响。多恩的诗表达了英国人传统的人生观和爱情观: 理想的爱情应是灵与肉的合而为一;真正的爱情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细读《雨霖铃》则可体会出中国人传统的爱情观:更重实际而少玄想,对爱情婚姻的理想是相亲相爱、花好月圆、百年好合。

3.柳词重在“表情”,《别》诗则旨在“说理”

    写作手法不同使得两首诗表达的情境不同,产生了不同的艺术效果。以多恩为首的“玄学派”诗人追求哲理思辩,以奇思妙喻征服读者,读后引人深思爱情的本质。而柳永在《雨霖铃》中运用了中国诗词融情于景、虚实相生、白描、反衬等写作手法,以高超的艺术手法和动人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

除上述两文,把《雨霖铃》与外国离别诗作比较的还有张春艳 的《水与火的缠绵》,其文将柳词与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雅典的少女》比较分析。作者认为同是与爱人惜别之作,同是表达对恋人不尽的思念与深深的爱意,《雨霖铃》重在神似,文笔细腻,含蓄委婉,营造出哀怨悲观的情感基调;而《雅典的少女》则重在形似,抒写爱情热情奔放、大胆直率,充盈着达观和超越的情绪。

    除上述四方面以外,还有些学者角度独特,另辟蹊径。比如冯庆凌《谈柳永《雨霖铃》注释鉴赏中的一个盲点》 就《雨霖铃》词牌上阕中“方”字在各版本中的存留与注释问题进行了探讨;张晓梅《从柳永《雨霖铃》看宋代的送别风俗》 如宋代摆酒饯别、临别赠言、设帐宴饮、摇装择日等送别内容;送别时间一般为春秋季节的傍晚或清晨;地点多在长亭、设帐、渡口等场所;送别双方的关系以友人或恋人、夫妻居多等。还提到特殊的送别文化心理:安土重迁、审慎出行、异地失落等。顾晴宇 亦对《雨霖铃》中的摇装风俗进行了详解。还有杨云飞 对《雨霖铃》中“处”字的特殊用法及语义进行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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