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这本书值得反复阅读，这是一部关于人生人情人性的作品，沈从文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因此，沈从文在《边城》里构建的恬静美好的湘西世界，淳朴善良的茶峒人民和谐相处，安居乐业。在湘西的青山绿水中，乡民们自然善良的人性美被刻画地很是生动。厚道尽职的老船夫、慷慨洒脱的船总顺顺、热情真诚的天保、浪漫爽快的傩送和温情美丽的翠翠，这些人物身上都有着人性真善美的光环。然而，沈从文认为很多人不能真正品味他的作品，他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在沈从文以《边城》为载体传达他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形式和自然主义生命观的同时，他却无法隐藏内心不可消解的悲剧意识和悒郁情绪，这一种内在的感伤使得《边城》这部牧歌作品浸透着浓浓的悲音。
汪曾祺曾说：“《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 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沈从文以诗性的浪漫笔触呈现了牧歌式的唯美爱情故事，他在极力书写人性之美的同时依旧难掩理想之失。在小说的最后，人散的悲凉，塔倒的无奈，无论是重建还是傩送的回来，这一切都不会是原来的样子。刘西渭曾说：“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善良，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在茶峒这样一个完全自然又相对闭塞的小山城里，人性受到环境影响而淳朴，相对于“城里”这无疑是令人称羡的。但在这样良善的人性包围下，我们依旧看到了那些萦绕在作品中挥之不去的悲哀。没有一种悲哀的情绪出自于偶然的想象，也没有悲剧突如其来，悲剧不是矛盾的双方有对错，而是在不可调和的记忆、交流与人性的弱点中形成，看似美好的桃源世界实则早已如白塔般倒塌。
记忆是不可篡改的，当死亡成为记忆的一部分时，它就会轻而易举地占领生命高地，人物的一举一动都在努力逃离死亡的阴影。《边城》开头写老船夫女儿的死亡：“女儿一面怀了羞惭一面却怀了怜悯，仍守在父亲身边，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而这种类似于象征意义的死亡一直是老船夫心里的巨大阴影，这甚至在成为翠翠未来爱情生活可怖的预言。因此，老船夫内心常常充满了忧伤和矛盾。他要为翠翠找一个她喜欢的并且能够托付终身的人，而这个老人因为记忆所笼罩下的压力，做出了一些心急之下“不合时宜”的举动，又在傩送处受到冷遇。老船夫的好心似乎无人理解，他在风雨之夜里孤独地死去，却依旧没有看到孙女翠翠得到她的幸福。傩送和天保都是船总的儿子，他们俩都有情有义，是当地有名的好后生。他们都是可以给翠翠幸福的人，但是不幸的是，他们同时爱上了翠翠。天保不知道翠翠喜欢的是弟弟傩送，在亲情与爱情的矛盾中，他为了成全弟弟而独自外出闯滩，最后死于意外。死亡的阴影再一次袭来，傩送在哥哥遇难以后带着这种记忆选择了孤独地出走他乡，留给翠翠的只有一点点的希望：“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遗忘是一种应对创伤和焦虑的最普遍的防御方式，而老船夫和傩送都无奈或是主动地选择了铭记。这种猝不及防的死亡会带来漫长时间的记忆创伤。
这种最初的记忆矛盾影响到现实的原因正是交流的缺失。“假若爷爷死了？”这种想法并不突兀，死亡的预示和阴影早已在翠翠的性格里扎了根，成为了她脆弱和孤独的根源。翠翠与傩送在端午节第一次相遇时都已暗生情愫，但因为翠翠的一味沉默与逃避，使得傩送无法及时了解翠翠的感情，两人的恋爱也终在重重的不解中夭折。爷爷总是用开玩笑和讲故事分方式暗示与试探翠翠，而翠翠也对爷爷的询问一味地保持沉默。这导致翠翠对天保和傩送的追求一无所知，也让她对爷爷对她婚姻爱情的苦心操持不得而知。翠翠一直与爷爷、渡船和黄狗为伴，她的人生阅历和生命体验都极为有限，使得她在交流时无所适从只能选择沉默和逃避。姜彩燕提出：“沈从文一方面从边城那原始古朴的民风里找到了他渴望的人情人性的美，同时对湘西人民因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继续着悲凉的人生有一种忧患与痛惜。”这种悲剧看似无奈，实则早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定了型。
在这一场优美的人性抒情诗里，人性本身的弱点早已被现实社会因素渗透而层层叠叠地表现出来。“沈从文不忍心让人性的丑与恶直接出面来破坏美与善，以致这一重大的现实社会因素在表现上，几乎淹没于环境的牧歌情调里。”人性的脆弱部分来自于不可忽视的阶级区分，作品描述的妓女虽情深义重，但也反映出在这样一座“希腊小庙”里，仍有人需要为了金钱生活而出卖自己的肉体，她们想要维持的爱情尊严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老船夫与翠翠淳朴平静的渡船日子背后也是摆脱不去的贫穷生活，那座碾坊恰恰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代表。碾坊和渡船都承载着古老的生存法则与模式，船总顺顺将碾坊作为财富的代表要继承给儿子，可见两者之间的区别正是金钱利益代表下的生活，而前来探口风的熟人将老船夫拉到碾坊聊天，可见其功利之心。刘洪涛认为：“老人最后死去，意味着金钱交换原则在现实关系中的胜利，乡土诗情严重受挫。”因此，这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早已从内核瓦解，脆弱纤细的人性最终承载起的是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老船夫雨夜的溘然长逝和白塔倒塌的同时，这座供奉人性的“神庙”也失去传统的精髓，无法再承载精神的重量。
在这样一个充满人生理想的《边城》里，我们似乎处处可见理想失落的怅惘。“沈从文在《边城》中展示的并不是一幅恬静优美的湘西风情画，而是在痛苦的低吟着一曲哀婉的曲子。”从乐园建立到崩塌，这一曲牧歌里的悲音缓缓地从人的悲剧命运和宿命感中流出来。叔本华曾经说过：世界是自我的意志，意志是生活的欲望，欲望如果得不到满足，人便会堕入痛苦的深渊，而悲剧则是解脱人生痛苦的工具。“沈从文写这样一个悲剧，展现了湘西神话破灭在他心中的痛苦。但是牧歌与悲音里的人文关怀依旧有力，白塔的重建，傩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沈从文在呼唤人性复归和重塑民族精神的同时，给了后世更多的人性与生命思考。